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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灾荒为何引发民变社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今时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1:15:21 阅读: 来源:玉米脱粒机厂家

清末灾荒为何引发民变:社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

抢米风潮

宣统元年夏,湖南淫雨兼旬,山洪暴发。涝灾制造了数以几十万计的饥民,他们纷纷涌入省城长沙乞食。然而长沙粮库空虚,集市米价暴涨。米价从原来的每石二三千文之间涨至七八千文,“实为百数年所未见”。长沙街头,灾民饥肠辘辘,嗷嗷待哺,“老弱者横卧于巷,风吹雨淋;冻饿以死者,每日数十人”;甚至出现“人相食”的惨剧:“或杀同伴,或杀己孩,或易子相食。”

宣统二年的三月初二,与往日似乎并无二样,住在长沙南门外乌春巷的挑水工黄贵荪,将昨日辛苦挣来的80文血汗钱交给妻子,让她到戴义顺的碓坊籴一升米回来煮稀饭。但黄妻赶到碓坊时,米价已涨至每升85文,生活之苦与米价之贵,一下子击垮了这位贫民继续活下去的信念,绝望之下,黄妻跑到南门外的老龙潭投水自尽。黄贵荪得知消息,也抱着两个饥饿的孩子跳了水。消息传遍街头巷尾,愤怒的人都大骂:“戴义顺为富不仁,高抬米价,逼死人命。”

初三傍晚,米价稍有回落,一升米售价76文。有一名老妪也到戴义顺碓坊籴米,递上76文钱,但老板从中挑出了两枚铜板,说是烂钱,要换。可等老妪换钱回来,米价又涨了,老板硬要收78文,老妪“斥其无理”,双方吵了起来,附近的民众都为老妪鸣不平,有人说起了昨日黄贵荪一家的遭遇,更引得群情激愤,一名叫刘永福的木匠带着众饥民,把戴义顺碓坊砸了个稀巴烂,局势失控。

总巡官见众怒难平,又移请荷枪实弹的巡防营弹压,将为首的刘永福捉住,但很快又被众人抢了回去。善化县知县郭中广得报,也带着兵勇赶至,饥民们将郭知县团团围住。郭明白众怒难犯,不敢动武,只是“婉言开导”,答应明日中午,官府开仓平粜,如此,饥民们才渐渐散去。

翌日早晨,郭知县随巡警道赖承裕进谒巡抚岑春煊,汇报事端。谁知岑大人却责斥巡警道和郭中广“维稳”不力,为何“不早拿办”。赖承裕立即派部属带着兵弁出城拿人,将刘永福捉回,关进了巡警公所。

午时已过,不但不见平粜,还听到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,饥民们觉得被官府欺骗了,像潮水一般汇聚起来,请求平粜、放人。

到傍晚时分,赖承裕带人前去驱逐聚众闹事的饥民:“茶馆一碗茶卖100文钱你们不觉得贵,怎么一升米粜80文就贵了?”这一句只有高度脑进水者才说得出口的话,立即如火上浇油,激得众人怒不可遏,有一个叫做王大汉的饥民,一把将赖承裕抓过来“吊半边猪”,摘掉他的官帽子,缚住他的手脚,倒吊在一棵老杨树上。有人上前揍几记老拳,也有人上前扇他耳光,眼看赖承裕就要死在饥民的拳头下,一亲兵乔装成饥民,混进人群中,佯称“这老头子打之无益,不如抬去衙门找巡抚理论”。众人一想,也觉得有道理,便簇拥着向巡抚衙门涌去,一路上又有上万人加入“散步”的队伍,大家高呼:“放出刘永福!”“抚台给饭吃!”

巡抚岑春煊见事态闹得这么大,心也慌了,不敢出来,只是叫人贴出告示,答应“五日内开仓平粜”,“许放所拿之人”,但刘永福已被巡警公所带走,“一时无人可放”。民众不依不饶,“凶闹如故”,硬往衙门内署冲,混乱中,巡抚衙门的辕门、照壁、石狮都被人掀翻、拆毁。岑春煊急调标营房的常备军入署护院,开枪打死了十余名饥民,民众也掷石头打伤了几个卫兵,一时间官民僵持不下,直闹至五更天。

这一夜,长沙城内骚乱四起,许多碓坊米店被人洗劫一空,闹事的人还在各街道鸣锣,勒令各商铺次日不得开市,如有不遵从的,即行打劫。

三月初五,各商铺果然闭市停业。岑春煊知道事态严重,紧急召集长沙知府、长沙知县、善化知县以及地方豪绅商讨对策。以王先谦、叶德辉、孔宪教、杨巩等为首的长沙士绅集团,向岑春煊提出六点要求:停修铁路,停办学堂,废除警察制、恢复保甲制,平粜,开皇仓,撤走常备军。

正当官与绅讨价还价之际,围在巡抚衙门前的饥民“啸聚愈众”涌入了衙门大堂。常备军又开枪射击,打死二十多人,众人义愤,汹涌而入并开始放火焚烧衙门,不一会儿,巡抚衙门成了一片火海。岑春煊带着巡抚印信,仓皇逃走,布政使庄赓良在众人逼勒下,下令释放木匠刘永福。这时候,长沙城内已经乱成一团,街头巷尾突然冒出许多头裹青布、身穿青衣、赤足行走的“青兵”,四处放火。

长沙士绅集团则借势再向官府施压—由王先谦领衔,七士绅联署,发电报给湖广总督,要求总督代奏朝廷,撤销岑春煊的巡抚之职,将巡抚的权力交给布政使庄赓良。大势已去的岑春煊只好电奏朝廷,自请治罪。时为三月初五下午,长沙城骚乱未息。

庄赓良接任之始,马上发了一个公告:一、在骚乱中受伤的良民,给伤费40两银,死者给恤金200两,由府县验明具领;二、米价减至每升40文钱,官府开仓碾米,各碓坊照价籴入平粜。然而,局势已非他所能掌控,巡抚衙门的大火虽然扑灭了,但暴民又四窜焚烧教堂、学堂、洋行、公司。

次日一早,各商铺如常开市,早餐后,庄赓良正与士绅商议善后诸事,又有人在西城外放火,刘永福也参与在内。庄赓良获知消息后立即翻脸,“此种乱民非严惩不可”,饬令属吏“率队出城,凡放火劫物者杀无赦”。这一天,官兵缉获五犯,并将他们枭首示众,其中就有刘永福。

三月初九之后,长沙抢米风潮逐渐平息。朝廷开始清算长沙地方官绅的过失,巡抚岑春煊、布政使庄赓良、巡警道赖承裕均被革职;“劣绅”王先谦、孔宪教降五级调用;叶德辉、杨巩革去功名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;其他大小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。

耐人寻味的是,光绪初年,刚从内忧外患中缓口气的清帝国,又碰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灾荒。先是东南数省洪涝成灾,随后北方各省长年干旱,以致夏秋两季颗粒无收,大饥荒席卷半个中国,百姓流离失所,十室九空,赤地千里,饿殍遍野。由于饥荒最为严重的年份是丁丑、戊寅年,史称“丁戊奇荒”。丁戊奇荒,不论是受灾人口的广度,还是灾荒持续时间的长度,都远远超过了宣统初年的湘省饥荒。为什么出现全国性大饥荒的光绪初年没有暴发大型民变,反而在局部受灾的宣统初年却发生了“长沙抢米风潮”呢?

我们可以从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机制,去寻找历史的前因后果。在传统中国,“官—绅—民”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,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,通过对“官—绅—民”关系的调节,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。当“官—绅—民”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时,社会秩序保持稳定;反之,则将导致原有的社会控制失效,而“民变”无非就是社会失控的烈性反应。

为了使接下来的分析更形象一点,我用等边三角形来表示一个稳定社会的框架结构。三条边,可以看作是三条“力臂”—分别代表官对绅的有效控制力、官对民的有效控制力与绅对民的有效控制力。等边,并不是表示这三组控制力的矢量完全相等,而是象征它们之间的作用达成了均衡。如果三条“力臂”发生了改变,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来,这个等边三角形就会发生变形,我用它来表示一种失衡的、倾斜的社会结构。

大致来说,光绪初年的中国社会,还是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,而到了宣统年间,社会已经变成失衡的三角形了。

官府的权威

初看起来,抢米风潮似乎是一系列偶发因素的相互推动、相互激化—假如没有发生黄贵荪投水事件、戴义顺与老妪争吵事件,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骨牌反应。但是,如果考虑到长沙彼时的经济、社会背景,抢米风潮的发生又有其必然性,这些必然性因素包括:米贵、民贫、财政拮据。

宣统元年的湖南洪灾发生后,巡抚岑春煊其实已预想到,如不及时赈恤灾黎,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,他拟订了一个详尽的赈灾计划,然而,因为财政掏不出钱,这一赈灾计划最终流为一纸空文。到了次年,长沙的米价突然涨至每石七八千文,而当时火柴公司的劳动力,一日所获不过四五十文,连半升米都买不到。“故食力之家,平日所入,足供两人之食者,今供一人尚苦不足。”民饥不得食,唯有铤而走险。若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,长沙抢米风潮又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。

首先,历经甲午战败、戊戌政变、庚子之乱之后,清廷权威江河日下,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,帝国的社会控制力已如强弩之末,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:“不用掐,不用算,宣统不过两年半,今年猪吃羊,明年种地不纳粮。”显示了清王朝的“气数”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。而这类暗示朝廷气数已尽的谣谚,又很容易诱发、煽动江湖社会“问鼎”庙堂的野心。抢米骚乱期间,长沙城内出现了许多揭帖,有说“此戟本非常,宣统不久长”的,有说“正好乘此机会,立志兴戎”的,显然,长沙抢米风潮也被某些神秘人物视为“将水搞浑摸大鱼”的大好时机。并且,在他们的操弄下,这一场原本只是饥民“讨口饭吃”的泄愤事件,才愈演愈烈,演变成为会党、“乱民”向朝廷“问鼎”的暴乱。

其次,当局在清末最后几年仓促推出的新政,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,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官—绅—民之间的紧张关系,进一步破坏了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。

就官—绅关系来说,新政设立的警察制、新学堂对士绅集团传统的隐权力构成了挑战,城市街道等公共空间原来是由士绅集团领导的街团在行使管理权,但现在国家企图通过新政从士绅手里夺回这些权力,可是,弱化的国家权威又不足以支撑这些,反而引发官与绅的明争暗斗。抢米风潮发生之时,孔宪教等长沙士绅假助饥民之势,要挟省政府“停修铁路,停办学堂,废除警察制,恢复保甲制”,毫无疑问,这是官绅争权过程中士绅集团的一次摊牌。

就官—民关系来说,新政未让民众享用到改革收益,先让民众饱尝苦不堪言的改革成本,导致官民矛盾更加紧张。当时,一篇题为《湘乱危言》的评论说:“比年以来,新政亟行,学堂也、警察也、陆军也、海军也、劝业也、地方自治也,举他人所行之数十年而始大备者,吾欲以旦夕之间毕行之,不审轻重,不察缓急,贸然举办,财无所出,则一意取之于民,加赋增捐,络绎不绝,卒之无毫发之成效,惟是一般趋利速化之官吏,坐充其私囊而已。”别看小民平日对官府的盘剥忍气吞声,但民怨以及由此产生的离心倾向,却是最厉害的腐蚀政权合法性的毒药。政府不孚民望,又如何实现社会控制?

《湘乱危言》的作者感叹说:“今日吏治之污,民生之困,更不可与六十年前同日而语者哉!”他观察到,同治朝以降,清王朝的内部危机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光绪初年,虽然发生了丁戊奇荒,但就政治大环境而言,其时,太平军与捻军的叛乱早已平定,帝国进入了所谓的“同光中兴”时段,朝廷的威柄即使不是如日中天,至少也正处于“回光返照”之中。这一点很重要,因为民众只要相信朝廷“气数”未尽,饥荒中的偶发性抢粮骚乱,就不太容易被煽动成冲击政权的民变。

士绅的力量

回头看看丁戊奇荒之际的赈灾过程,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是江南绅商群体的义赈行动。

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、开始自强运动以来,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,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,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壮大。需要指出的是,彼时许多绅商既是商人身份,同时也通过捐输等途径获得功名,成为所谓的“红顶商人”,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绅商对于权力的依附,换个角度看,其实也显示了官与绅之间,尚能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。这一点,与清末士绅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是大不相同的,丁戊义赈中的绅商,跟官府的合作远多于后来的争权夺利。

早在光绪二年,北方已开始出现旱灾,大量饥民为了逃难,渡江而过,涌入江浙等地。苏州、常州的巨绅不敢坐视,率先倡议地方政府“搭盖棚厂”,留养难民,每名饥民“每日大口给米八合,小口六合,十日一放,并给盐菜”。这些棚厂的经费均来自士绅的捐赠,由官方委派不领薪的专人负责日常管理。

常州人李金镛是“首倡义赈”的江南绅商之一,他因考虑到“凡强壮者逃至苏常等处,已有官绅留养,而老弱之不能出境者嗷嗷待哺,垂毙堪怜”,又赴上海找胡雪岩等在沪商人协商赈灾,募捐到五万串钱,再由他亲自带至苏北办赈。

当时在商绅群集的上海,还出现了“公济同人会”、“协赈公所”等专办赈务的慈善机构,管理这些慈善机构的浙江籍绅商经元善,在上海长期主持丁戊奇荒义赈,前后累计共集得“百十万之银”,输往灾区。

还有大名鼎鼎的江南绅商盛宣怀,光绪四年,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河间府设了一个官赈系统之外的办赈机构,并委任盛宣怀为负责人。盛宣怀首先利用自身人脉,从南方募来一万两银子,查赈和散赈时又坚持亲力亲为,“挨户详查”,一些受灾村庄“疫病相染”,他也“以身先入”。盛宣怀的河间办赈具有半官方性质,但他所依靠的资源,主要还是他的绅商身份。

在丁戊奇荒中,因为有了以李金镛、胡雪岩、经元善、盛宣怀为代表的江南绅商群体“闻风竞起”,响应官方之倡,奔走赈灾恤民,才弥补了官赈的力不从心,在很大程度上消弥了大饥荒所埋伏的社会隐患。

反观长沙抢米风潮爆发之前,以王先谦、叶德辉、孔宪教、杨巩等为首的长沙士绅集团,却将官方的救荒倡议当成了耳边风,甚至故意跟政府唱反调。

洪灾过后的宣统二年年初,湖南已出现春荒的苗头,巡抚岑春煊召集地方士绅商讨平粜、救荒之事。按官方的计划,本来是准备“由官筹款,交绅经办”,但因为“官款实在窘迫”,改为“劝募绅捐,先办义粜”。然而,岑春煊的提议马上碰到了软钉子,王先谦“首先梗议”,谎称无粮,提出应该由官钱局加发官票作为办粜经费。叶德辉等士绅也拒绝认捐。平粜救荒的计划就这样被延误了。

长沙士绅的不配合,让巡抚岑春煊很是愤火,他随后两次发布告示,要求“绅富行店”及有余粮的人家,“统载清册内作为粜户”,粜户如果“忍心害理,意存遏粜”,即进行罚究。这种强制性的义粜,当然也受到士绅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,并加深了官绅之间的对立。抢米风潮期间,孔宪教等还怂恿泥木匠焚毁各教堂、学堂及各码头,孔的儿子甚至亲自指挥饥民焚烧府中学堂。

30年前的江南绅商竞相捐资,为何30年后的长沙士绅却对赈灾的义举无动于衷?从官绅关系变迁的角度来解释,可能更有说服力。

在官方的语言系统中,王先谦诸人负有“劣绅”的污名,如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被评为“平日包揽词讼,好利忘义”;退休吏部主事叶德辉则“性情狂妄,武断乡曲”;孔宪教也是“素行不谨,造言生事”之徒。不过这些评语,与其说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几名士绅的卑劣品行,毋宁说,它道破了两点隐秘:一、长沙士绅集团与官府之间关系紧张;二、士绅集团拥有巨大的隐权力,所谓“包揽词讼”、“武断乡曲”,无非说明这几名士绅实际控制了地方公共空间,侵占了部分政府权力。

抢米风潮发生后,长沙士绅集团趁机迫使跟他们素有嫌隙的岑春煊挂印去职,更是可见其左右地方政局的能量之大、与湖南省政府的积怨之深。而布政使庄赓良之所以受他们拥戴、入主巡抚衙门,也是因为庄与叶德辉等权绅交好,平日“出入其门,串通货赂”。相比之下,同光时代的士绅群体,对官方则有着更强烈的依附性或者说认同感,因此也比较容易跟官方“和衷共济”。

在“官—绅—民”三角关系中,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的顶部与底层,既是官府的“权力经纪”,又扮演着“民意代言人”的角色,官恃绅力以治民,民也借绅势以行事。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、官绅关系的疏亲趋势,达到临界点后,往往预示着社会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,其结果要么是官的“力臂”伸得更长,出现“全能政府”;要么是官的“力臂”缩得更短,出现社会失控。

长沙抢米风潮的背景,恰恰是后者的情形。我们知道,湖南是湘军的策源地,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之后,湘军解散,大量有军功的湘籍官绅衣锦还乡,造成地方上“绅权大张”,甚至出现了权绅专与地方官长为难的惯性。抢米风潮结束后,湖广总督在一份呈给朝廷的报告中说:“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,地方官筹办各事,借绅力以为辅助,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,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,驯致积习成弊,绅亦忘其分际,动辄挟持。民间熟视官绅之间,如此侵越,亦遂借端聚众,肆其要求。于是哄堂围署,时有所闻。”

湖广总督这么说,固然有为地方同僚推卸责任、将罪责推给地方士绅的嫌疑,但他认为绅权变化与抢米骚乱之间存在因果关联,却也并非全无道理。

游民的崛起

长沙抢米风潮由饥民触发,有士绅暗中推动,被昏官激化,但制造混乱的“主力军”既不是士绅,也不是一般饥民,而是具有会党背景的社会底层游民,包括前面提到的来历神秘的“青兵”。

抢米风潮过后,日本人为查清“青兵”的来历,曾组织过专门的调查。据日本的调查报告及湖南地方官员的禀报,“青兵”主要由南下的筑路工、白莲教教徒、山东义和团余匪、船夫、苦力、盐枭、兵勇组成,少量胥吏、学生也加入其中。他们大体上都属于脱离宗法秩序束缚、流窜江湖的游民阶层,通常还加入某种秘密会社。“执其牛耳者为高宗怡、姜守旦、万鹏飞、龚春台等人。”高、姜、万、龚既是秘密会社的首领,也与清末的地下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显然,游民们煽动骚乱的目的已不是要“抚台给饭吃”,而是蓄意破坏清政府的统治秩序、新政与在华洋人的事业。从会党党徒在长沙城内各户人家门扉上贴出的揭帖,也不难看出他们之所图,比如三月初五日的一张揭帖说:“有日青马到,头均裹白巾。各持刀一把,均以杀敌人。此戟本非常,宣统不久长。中华十八省,一概尽归姜。”姜指姜守旦。这差不多是造反的宣言了。

可以说,会党势力的渗透、介入,是长沙抢米风潮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因素。游民对新政与洋人的仇视,也与长沙的旧派士绅同声相应,形成明暗呼应的合力。

丁戊奇荒期间,一些地方虽然也出现“会匪、刀客、教匪与饥民勾结滋事之案”,但这些人的目的一般来说无非是抢口饭吃,而不是冲击政权,并且,光绪前期的会党活动也未泛滥成灾,零星的“滋事之案”尚不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风潮。而至清末,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,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,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,并与海外传入的革命思潮相互交织,成为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秩序约束,在社会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势力。

不带偏见地说,在中国近代舞台上,游民是作为社会的“不安定因素”出现的。据岑春煊发给朝廷的报告:在抢米风潮中大展身手的“青兵”,早在二月已经“来湘观隙而动”,正好让他们碰上贫民聚众求减米价,便“乘机窃发,将省城抚署、教堂烧毁后,分赴各州厅县以图烧堂滋事”。滋事的目的,就是宣示他们的隐权力,并图谋夺得更大的权力。

传统的“官—绅—民”三角之中,民的权力分配总是被压制到最低限度,不过借助士绅阶层的缓冲,民间也获得了一个一定范围的自治空间。这个自治空间通常是稳定的。从某个角度来说,社会的进步,就是体现为官、绅、民良性互动,平稳地重新调整三方之间的“力臂”,使这个自治空间变得更大,同时整个“官—绅—民”三角仍能保持大体上的均衡。

然而,在清末时局中,游民势力的崛起打破了社会的权力平衡—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,有斗争的诉求,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。再加上官方权威流失,社会控制力衰减,士绅离心加速,整个“官—绅—民”三角于是摇摇欲坠,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。权力失衡之时又恰巧遇上米价暴升、饥民聚集的敏感时节,骚乱可谓一触即发,就好比是,舞台已经搭好,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粉墨登场。投水的黄贵荪一家,不过是不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罢了。

本文摘自《百家讲坛》红版2011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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